幸得朋友引荐,我们拜访了国家一级导演、SMG尚世影业纵横工作室总经理、东方卫视热播剧《两个人的世界》总制片人崔轶先生。
在金鸡湖畔的美景之中,我们畅聊电影,尤其是聆听崔导的艺术人生,让我们几个老师唏嘘感叹,造化如此精彩,生命如此神奇,一个人究竟能够走多远,飞多高,在崔导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崔导是苏州人,是我曾就职一中的校友。他的中学时代并不成功,甚至可以说平淡无奇。他哥哥是学霸,他却成绩平平,只能勉强上我们学校。无需和别人家的孩子作参照,这兄弟两人就有鲜明的对比。这种压力和落寞相信那时候崔轶或许就能感受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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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总认为学生还是孩子,孩子自然不明白很多事,这些都是误解。我们只要想想我们小时候有多委屈就能知道。正如《小王子》所说,大人总是忘记了自己小的时候。
但崔轶哥哥非比寻常,我一次次被他的哥哥打动。他比弟弟大七岁,崔轶的成长,哥哥起的作用太大了。听崔导的老师说,那时候开家长会,很多时候就是哥哥代替父母来的,在这些家长会上哥哥或许也会感觉到弟弟前途渺茫,隐隐有担心之意。
那么,崔导是如何成长起来的,我觉得有几个历史性的关头。
第一个转折是看到一个场景。
崔导说自己喜欢张导的《树上有个好地方》,这个故事演出了他的一段经历。每个不受待见的孩子,总想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。《树上》中的小男孩,爬到了树上,他就获得了一个视角。这个视角是独特的,他能看到别人,别人却看不到他;他还发现成人和孩子一样很小颗粒,都在自己的脚下;他在树上建构了自己的神秘家园,最后还把最喜欢的老师带到树上。
崔导也是。他爸爸是苏州第一任广播电视台的台长,苏州的广播电视塔就在他手上建造的。那时候电视塔附近很荒凉,大多还是农田。一到放学,他就从稻田中青蛙鸣唱和昆虫飞舞中走过,或者在一些坏小伙伴们的追逐中迅速逃离,一个人爬到高高的电视塔上,俯瞰整个城市,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家。
我和张忠华导演曾聊过,不管在树上还是电视塔上,事实上孩子只要离开地面,就是获得了一个视角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记》,让主人公躲到地底下,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视角。
有一天高考放榜,崔轶在电视塔上远远地看着,他知道哥哥去拿通知书了。冥冥中他也有一种期待,这是哥哥的大事,也是家里的一件大事。然后他看见父亲,一个人在院门口等待,一会张望,一会再转一圈,一会再张望,父亲很少有这样的举动。终于哥哥骑着自行车回来了,远远看去似乎有点沮丧。只见哥哥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,把一个什么东西递给了父亲,父亲看了之后,紧紧拥抱哥哥,似乎在安慰他……
崔轶说得轻描淡写,但为什么很多年之后,这一幕还记得如此清晰?我觉得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烙印。哥哥是学霸,是全家人的骄傲,是要冲刺清北的,但最终哥哥却去了东南大学。
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了人生不如意,十之八九。命运充满了偶然,即便有十足的把握,也不敢说百分之百。那么,如果反过来,只要乾坤未定,一切皆有可能。这是我的理解,但或许也是崔轶潜意识里的认识。
崔轶说,虽然自己的成绩不太好,但因为常常和大七岁的哥哥在一起玩,特别是哥哥上大学之后,他获得的知识和咨讯就更多了。那还是一个贫瘠的年代,很多知识还是耳口相传,所以崔轶从心智上远远超过了同龄人,与同龄人的交往他觉得寡淡无味,这更增加了他的落寞感。究竟未来怎么发展,走什么样的道路,他仍然不清晰。
第二个转折是去看张国荣。当年张国荣如日中天,他和巩俐在苏州同里“退思园”拍《风月》,整整拍摄了三四个月。哥哥有一天带着崔轶去看张国荣。
到了现场,崔轶发现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正在说戏,京味十足,字正腔圆,语言形象极了,生动精准,才华横溢,鹤立鸡群……
崔轶佩服极了,他忘记了张国荣,也忘记了巩俐。他问哥哥,那个人是谁?他在做什么?哥哥说,那个人叫陈凯歌,他是导演。
电光石火,醍醐灌顶,那一刻,崔轶明白了,他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?他要做导演,将来去拍戏,像陈凯歌一样指点江山。
我曾经听过陈凯歌的演讲,确实杠杠的。我还看过凯歌的前妻洪晃在电影《无穷动》里对中国男人泡妞的吐槽。
她说中国男人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想了解女人,但不想跟女人上床,泡妞使用的是迂回战术。先说哲学,然后说艺术,从东方到西方。从法国革命到布尔乔亚,到哲学到福柯到所有的这些都谈完了,都到半夜三点了,上床的事还没谈。接着从三点一刻开始谈意大利电影,再谈到法国文学,然后再谈人文主义的起源。直到快凌晨四点了,把女人绕晕了绕困了,到床上可以任由摆布了,这才提到男女关系……谁有这么强的说话能力?明眼人当然知道说的是谁。
崔轶被陈凯歌吸引,他的人生目标就此确定,要做导演,但怎么做导演,当然是要考电影学院。当父亲第一次听说崔轶要考北京电影学院,非常生气。他以为中国传媒大学才是大学,所谓电影学院可能只是技校。学校老师甚至还家访做工作,他们也觉得这不靠谱。
有了目标之后的崔轶,学习刻苦起来,成绩突飞猛进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差生,只有差异生。每个人的智能是不一样的,一种智能强,另一种智能可能就弱。每个人的兴趣和特长也是不一样的,兴趣和特长无所谓优劣。每个人的成长速率也是不一样的,有人少年成名,有人大器晚成。
但问题的是,我们总是用一把尺子来量丰富多彩的学生,总是用一个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。在学习的过程中,老师帮助所有的孩子找到学习的意义感,这是最关键的。崔轶的突飞猛进,就是找到了意义感。意义感就是方向感,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。
第三个转折是目睹哥哥的流泪。
他说自己到了高三才开窍,这个体悟晚了一点,第一次考电影学院失败了,崔轶自己并不失落,因为他认准了方向,就会一直坚持下去;但他哥哥却流泪了。现场我们都被震撼,都被这个好哥哥感动了。我说,崔老师你哥哥这个眼泪太复杂了。
长兄如父,这里面有不舍,为小弟如此努力却没有收获感到痛惜;有担忧,小弟落榜了,将来的人生路怎么走;有忏悔,小弟走上这条艰辛路,或多或少与自己有关,现在害苦了弟弟;还有无助,这个流泪背后还藏着一个哥哥对弟弟的怜爱,想要帮助弟弟但却又力不从心的痛苦……
崔轶说到了哥哥的流泪,我相信这个流泪对他是极大的刺激。第二年,他顺利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,中国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系。
为了当好导演,他成了最刻苦的学生。崔轶和哥哥都高大帅气,但在电影学院整整四年,美女如云,但他却坚决不谈恋爱,如饥似渴地读书吸纳,似乎要把过去的一切夺回去。
第四个转折是看到张艺谋和贾樟柯的借书卡。
那时候借书都要登记,在书的后面有一个借阅的签名。一读书,他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。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一本书上,都有两个人的名字,一个是张艺谋,一个是贾樟柯。
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是大风吹来的,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,所有成功的背后都是汗水,或者说是泪水堆积成的。那以后崔轶拼命读书,他成了最勤奋的学生,他努力在张艺谋和贾樟柯每本书的后面,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。
第五个转折是《资本论》和《红楼梦》。
因为勤奋刻苦,崔轶成了北影司徒兆敦最喜爱的学生,并有幸成为先生的关门弟子。司徒老师是什么人?他是中国新纪录片教父式的人物,“第五代”导演陈凯歌、田壮壮、李少红、彭小莲等名导,当年读书时的班主任就是司徒。说司徒老师成就了中国第五代导演,应该没有多大的异议。
当年司徒老师被打入囚牢,囚房中双臂都无法展开,每天只能看毛选和资本论,但他并不气馁,每天就抄写《资本论》,但囚犯写交代的纸张是有限的,他就在衬衫上抄写。
多年之后,崔轶在司徒老师家里,看到装裱的抄写《资本论》的衬衫,这是何等的震撼和教育?据说司徒老师教育,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,总能把导演艺术和资本论结合起来,天衣无缝,妙不可言,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。一个真正的高手到了一定境界,飞花碎叶都是武器,更何况博大精深的《资本论》?
后来崔轶跟随胡玫导演拍摄《大江东去》。胡玫导演是著名政论家何新先生的夫人,她曾以独特的视角打造了《雍正王朝》《汉武大帝》《乔家大院》《孔子》等经典作品。在《大江东去》中,胡玫更是做到了“以人为本,以情贯穿,以史架构,以诗递进”,紧抓“人”和“情”,精雕细刻人物性格、命运和剧情节点的细节,塑造了一大堆典型形象。
胡导为何能够如此举重若轻?为何如此擅长塑造人物?崔轶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,胡玫极爱《红楼梦》,翻到红楼中的任何一幕场景,胡老师竟然都能熟读成诵。《红楼梦》是不朽的小说经典,也是人情和世情的经典,更是人物塑造的经典,其中15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,经典形象有数十人之多,世界任何一部著作都无可匹敌,这就是胡玫老师的塑造人物之道。
在与胡玫老师拍摄《大江东去》的过程中,崔轶记下了胡玫老师的点点滴滴,最后出版了《与胡玫导演在一起的时光——《大江东去》拍摄侧记》,堪称学习力惊人。
司徒和胡玫老师,一个在厄运中找到了《资本论》,一个在创作中服膺《红楼梦》,殊途同归。那么,崔轶老师找到了什么?我觉得,他找到了人生的爱好,找到了最好的老师,接受了最好的教育,找到了最热爱的事业。
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,崔轶又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艺术硕士,但这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,他惊人的学习力,每一个和他合作的人,他都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。
作家刘亮程说:“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用了那么漫长的岁月,去经历的那么一点点东西,怎么忍心写出来?每写出一句话都觉得心疼。”
但现在,崔老师与我们萍水相逢,却倾囊相授,把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和体悟都告诉我们,都传递给了我家的孩子,这个感激是语言无法言表的。
崔老师说,一切伟大的电影背后都少不了信仰和激情。我想,司徒在死囚牢中抄写《资本论》,胡玫老师能够背诵《红楼梦》,这背后的就是信仰和激情。因为有信仰所以能够坚信,能够永葆激情,能够永远处在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感谢崔导,他觉得我也有激情,愿我们都能激情满怀地生活,不是生存。
我是一个老师,但今天我听了一堂人生和艺术的大课,我们期待崔轶老师下一部大作,因为每一个伟大的导演都有故事,都从沧桑中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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